作為知名企業，萬達集團在商業領域的舉動往往更容易令人矚目和難忘。事實上，作為“能力越大責任越大”者，萬達及其董事長王健林在慈善公益界的成就，同樣是中國企業界的翹楚——萬達是中國民營企業慈善捐款最多的企業之一，累計捐款超過28億元，同時也是中國最高慈善大獎“中華慈善獎”舉辦7屆以來，唯一獲得六次大獎的企業。

近日，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接受本報記者專訪，談及他對于慈善公益事業的未來籌劃和思考，不僅透露了近5年內萬達將在慈善事業上投入20億元、以及他打算捐出約占他個人90%資產的萬達商業地產股份創建慈善基金的規劃外，還對慈善的目的、慈善的創新以及如何改進慈善環境，提出個性鮮明的看法。

如果萬達商業地產上市，我就會宣布把我在商業地產集團這部分股份捐出去，做一個大的慈善基金

記者：作為大眾眼中的商界強人，最近萬達在商業上做出很大舉動。但你同時也被看做是一位慈善界的風云人物，請問最近在這方面是否也有大舉措？

王健林：慈善本身不為博名，為名而善就不是慈善的目的。做慈善，我受傳統儒家思想影響比較深，覺得做人能力越大責任越大，覺得自己有能力的時候就幫一點人，能力大一點的時候就大幫一點人。我就是傳統文化的一個傳承者、一個實踐者而已。至于做慈善的這些年，我們無非就是企業的現金流實力越來越大，可能每年的規劃預算在這方面多一點。我們近期做的計劃就是，從2011年到2015年是20億，平均每年4億的安排。我曾經想過，如果我的商業地產上市，可能我就會宣布把我在商業地產集團這部分股份捐出去，做一個大的慈善基金。這塊資產大概相當于我在商業地產的資產的90%。慈善是一門專業，我們僅僅把它看成樂施行為是不對的，我會找一個團隊來運作這個事情。

記者：兩年前就有傳言你將建立慈善基金會的計劃，進展如何？

王健林：萬達商業地產上市計劃在兩年前就報到證監會，目前沒有獲得批準。在正式獲批上市之前，股東是不能變更的。我給民政部也寫了一個報告，擬成立王健林基金會，民政部是同意的，并建議未上市前可以把大股東調成王健林基金會，但是監管部門還沒有給出明確意見。

中國慈善沒必要學美國，我們老祖宗行善的傳統比他們強多了

記者：我看到有媒體報道，說您在慈善方面也想做很大的事業，要做比巴菲特、比爾·蓋茨更強的慈善家，是這樣嗎？

王健林：那可不敢比。做慈善最好不要比較，如果一定要比較，作為富人來講就是比數字了。當然也可以比具體的慈善行為，比如是不是真心實意啊，是不是每年都身體力行啊，但這很難給一個尺度來衡量。

記者：您當初說到把您大約90%的資產捐出來做個人基金的計劃之后，我看到一些網友有這樣的評論，覺得您是不是受到巴菲特他們的啟發？

王健林：不會。我以前曾經有一個演講，我認為中國慈善沒必要學美國，我們老祖宗行善的傳統比他們強多了。過去一有災害，富人出來施粥或賑災，這是非常普遍的。做慈善，中國比美國早多了，只不過美國是用現代慈善的方法，建立一個規范的公司，有預算，有安排，有最后的調查回饋，看捐贈行為是不是真的落實了，這一套現代的方法可能我們不如他們先進。我不承認是受了他們的什么影響，我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更多一點。

質疑你的人或罵你的人是少數，既然是少數就不必去介意

記者：當初為什么會投入慈善事業，而且堅持這么多年呢？

王健林：有兩方面原因吧。一是家庭的教育。老輩人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，講為人要行善，對我有一些影響。我做了生意以后，也沒有想到第一年就賺了大錢。我1988年成立公司，年底拿了第一個項目，是一個創新性的、搞棚戶區改造，在全中國搞棚戶區的改造，萬達是第一家。當時一個小區就賺了一千多萬，三四十個人的公司一年就掙了一千多萬，那時覺得了不得了。中國文化核心的兩點就是中庸和平衡，我們就覺得是不是回報一點社會，心里平衡一點，舒服一點，所以一開始就捐了100萬元。第二個原因就是，我們的行為得到社會認可，給予很高評價，就覺得，喲，這個事挺好，也就開始做第二次，慢慢形成了公司的一個文化。

記者：似乎在現在的社會做小一點的善事大家會支持，但是做越大的善事遭受的質疑也會越大。這些年我們知道萬達做慈善受到的質疑甚至是非議也不少，這些會對您有什么影響和改變嗎？

王健林：沒有改變。因為首先我有一個基本判斷：質疑的總是極少數。我覺得什么事都要用辯證的眼光來看。毛主席在過去老是講“做什么事都要想95%”，我覺得這個講法很有道理。做什么事都要分析什么是多數什么是少數。即便你在網上看到做一件事情質疑的（意見）是50%，那也不意味著那50%就是真正的50%，因為很多人沒時間上網去發言，所以我有一個判斷，我覺得質疑你的人或罵你的人是少數，既然是少數就不必去介意。你行善的目標是什么？我覺得只要不是為名而善，就應該問題不大。

今后我要更多地支持青年創業

記者：在商業領域您一直是以倡導創新模式而著稱的，在慈善公益方面，是不是也有創新的做法呢？

王健林：我們在慈善公益方面當然也是有創新的。比如說我帶頭在工商聯搞了一個“慈善委員會”，我們拿出一部分錢去四川的巴東儀隴地區搞捐贈，但不是直接把錢給他們。我們跟工商聯一起，派了十幾個人去做調研，每個縣選一兩個鄉，支持當地做農業產業發展，錢是借給他們，要求三年還回來，不付息。這樣做的結果，（資金）歸還率還是很高的，有接近80%收回來了。如果我們每戶給個5萬、10萬，一個縣撒1個億，這一點作用都不起。這就是慈善創新。

此外，過去做慈善我一直把扶助貧困、支持教育作為我們的主要目標，但最近幾年我逐漸轉向支持青年創業。我在兩年前跟四位企業家一起，與團中央創業指導基金合作，創立了一個青年創業基金，叫“瀛基金”，我們創立了一種模式，在全國設立了大概20個指導中心，要求選擇創業5年至10年的企業家做指導老師。大學生和青年人要申請創業，那么你的計劃必須要請兩位指導老師評估和指導，等兩位老師都認可再報給指導中心，指導中心再報給基金會。我們原則上每一個人每一次不超過100萬的資金扶持，特殊的項目可以給300萬，而且只能無息借給受助人，受助人必須承諾到期歸還。這種方式已運作幾年，還款率非常高，能達到90%以上。

我有一個想法，以后我要更多地以支持青年創業為慈善發展方向。兩個原因，一是支持創業符合現在的趨勢，靠創業帶動就業，創業才能致富。更多人創業國家才有希望。我也在觀察，從2000年到現在，幾乎沒有出現成功的創業家。我覺得如果中國創業成功的企業家出現斷代，可能對國家的危害比政策的失誤更危險，所以從這個層面講，我愿意支持更多的青年創業。

文/北京青年報記者 劉凈植
　　供圖/CFP 

本文轉自媒體原文  不代表萬達觀點